提起富勒烯，王春儒毫不吝啬对它的赞美。作为中国科学院化学研究所研究员、博士生导师，这位笑起来眼睛像弯月的蒙古汉子，对富勒烯的热爱溢于言表。
27年来，天富代理王春儒主持和承担了包括国家“973”计划、国家“863”计划、科学院知识创新工程、基金委重点项目在内的二十多项重点研究项目。在《自然》、《科学》、《先进材料 》等国际著名学术期刊上发表富勒烯相关文章240余篇，申请国内外专利100多项。
据了解，富勒烯是由五元环和六元环构成的一系列封闭笼状结构的全碳分子，在纳米尺度范围内，拥有极高的稳定性以及奇异的电子特性。稳定而又高度对称的分子特点，让崇尚简单的王春儒一见钟情。
这个源自宇宙深处的材料，也被称为“宇宙赠予人类最好的礼物”。
1985年，美国赖斯大学的Smalley教授等研究者，通过模拟宇宙高真空、高能量环境，发现了碳的同素异形体——富勒烯。此后，国际上就掀起了富勒烯研究热，学者们争相就富勒烯的制备、结构和特性展开研究。
但风靡一时的热点，来得快，去得也快。1991年，在富勒烯热潮的推动下，第二种奇特的碳结构——碳纳米管被日本电子公司的饭岛博士发现。碳纳米管优异的力学、电学和化学性能，以及更低的研究门槛，让不少学者放下手中的富勒烯，转而扎入碳纳米管的研究。
即使富勒烯的光环已悄然失色，王春儒仍抱着试试看的心态，于1993年开始着手研究富勒烯。深入研究之后，他发现了富勒烯越来越多的奥秘，也愈发无法自拔。
但倔强的王春儒从未想过，自己与富勒烯的结缘，眨眼就过去了27年。
01
意外发现富勒烯可消融肿瘤
王春儒与富勒烯的相识，并没有太多的传奇色彩。
1993年，王春儒前往厦门大学进行博士后研究。他的合作导师是郑兰荪院士，而郑院士的博士导师就是因发现富勒烯而获得诺贝尔化学奖的Smalley教授。
值得一提的是，1985年Smalley教授在实验室发现富勒烯分子时，天富代理郑院士正用同一套实验装置做另一个实验，因此他亲自见证了富勒烯的诞生。而王春儒则是在郑院士实验室内第一次接触到富勒烯课题。
1995年，王春儒离开厦门大学，辗转香港、日本、德国等地游学。从理论到实验，从基础研究到应用研究，他对富勒烯的认识越来越全面。
尤其是王春儒在日本名古屋大学做研究时，他的导师荻原久典教授对生物医药非常感兴趣，是世界上第一个用内嵌金属钆的富勒烯作为核磁共振造影剂，并在小鼠身上进行实验。导师的大胆尝试，开创了富勒烯生物医药应用的国际先例，让王春儒大开眼界。
兴许是从那时开始，热衷于关注材料物理特性的王春儒，开始关注富勒烯的生物应用。
2002年初，王春儒回到中国，恰巧我国“863”计划将生物技术列入重点领域。他便瞄准这个机会，尝试将富勒烯造影剂推向临床应用。在“863”项目的支持下，王春儒团队深入研究核磁共振造影剂，三年里发表了许多高质量文章。
然而，实验室合成的少量金属富勒烯，虽然能满足基础研究，但要落实到具体应用，量还太少。于是王春儒尝试自己开发富勒烯半自动化生产装置，将金属富勒烯的日产量提升到1毫克，但距离临床应用所需的大量原料，仍微不足道。
正当王春儒为实验原料发愁时，一个偶然的电话迎来了转机。
2009年，厦门一家做小五金电镀的企业老板朱常锋正谋求企业转型，他偶然发现了富勒烯这一材料的行业前景，又从网上搜到王春儒在富勒烯领域的研究成就，于是立马打电话联络了王春儒，并专程前往北京拜访他。
两人一拍即合，王春儒当即申请了厦门双百计划，并与朱常锋一起成立了一家名叫“厦门福纳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”的企业，王春儒毫不吝啬地把全套富勒烯生产技术拿了出来，很快就建立了富勒烯和金属富勒烯生产线。高纯度富勒烯的量产，使得我国富勒烯产业化站在了世界前列。
作为博士生导师，王春儒时常鼓励学生创新探索。2014年，一次偶然的机会，他从厦门福纳新材带了1克金属富勒烯回化学所给学生做实验。学生在利用高浓度金属富勒烯做荷瘤小鼠核磁共振成像实验时，意外发现小鼠的肿瘤竟被消融了！
闻讯赶来的王春儒觉得非常不可思议，他亲自反复试验后，证实了金属富勒烯的确能消融肿瘤。
团队决定以此为契机，研发无创消融肿瘤的富勒烯药物。起初，王春儒试图与药企合作共同开发，但却吃了闭门羹。因为这是一个耗资巨大的行业，当时很少有企业敢于尝试。
但这个对富勒烯信心十足的团队并没有放弃，其后便成立了北京福纳康生物技术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福纳康”），专注于富勒烯的生物医药研究。
02
只因为心中有中国梦
有人说，做一种新药的难度堪比做原子弹。几年下来，王春儒和他的合作者们克服了无数艰难险阻，直到现在仍在艰苦地跋涉着。
首先，国际上对富勒烯的生物应用存在巨大争议，这种新材料到底有没有毒，还是个未知数。
但是作为一种化学药物，毒理研究是能否临床应用的先决条件。既然要用富勒烯做药品，王春儒就必须查清富勒烯的毒性问题。而成为未知领域的先行者，难免要披荆斩棘。
2016年，这位倔强的科研者开始深入研究富勒烯的毒性问题。在查阅了国内外600多篇文献后，他发现人们对富勒烯的毒性研究众说纷纭，竟然有一半认为富勒烯有毒，另一半认为富勒烯无毒。
显然，从文献上找到答案是不可能的。于是，王春儒团队从世界各地的富勒烯企业手中买来富勒烯，进行大量的细胞和动物实验，整个过程繁琐而复杂。即便充满挑战，但王春儒觉得，自己离真相越来越近。
最终，他们发现富勒烯没有毒性，但在富勒烯的合成过程中，一般会混入少量杂质，而这些杂质通常都是毒性很强的稠环芳香分子，如果纯化不到位，则会导致最终产品呈现毒性。虽然古语有云：“是药三分毒。”但王春儒表示，高度纯化的富勒烯作为药品没有毒副作用，他用真实数据为国际上对富勒烯的毒性争议画上了句号。
起初，作为生物医药领域的门外汉，王春儒与肿瘤病人的接触并不多。
王春儒在研究富勒烯应用于肿瘤治疗时，不可避免地与肿瘤临床医生有所交集。与他合作的一位肿瘤医生认为，这种无创治疗能最大程度地减轻病人的痛苦，副作用小，是理想的肿瘤治疗手段。
这位医生还带王春儒到医院查房，深入一线接触肿瘤患者。眼前，肿瘤患者躺在白色病床上因病痛而生无可恋的画面，深深地触动了这位倔强的蒙古汉子。
患者的呻吟、医生的厚望，使王春儒更加坚定对富勒烯的生物医药应用研究。离开医院后，他暗暗立誓：即使有再大的困难也要克服。
但要在未知领域做好一件事，并不轻松。尽管投资方和科研院所对富勒烯药物的研发投入巨大，但研发费用的缺口依旧时时困扰着团队。几年来，为了富勒烯事业，王春儒不惜陆续抵押或变卖了在北京的3套房产，投入到富勒烯药物的研发中。
“虽然我现在是在租房住，但为了圆自己的制药梦，一切都是值得的。”倔强的王春儒向《大国之材》表示，自己从未后悔过。
据了解，目前富勒烯在肿瘤治疗的应用还处于研发阶段。王春儒认为，预计三年后富勒烯治疗肿瘤药物可开展临床应用，5年后能实现正式医用。
凭借对富勒烯的执著，王春儒在全球富勒烯生物医药授权专利检索中排名第一。而对于产学研的看法，王春儒也有自己的一番见解：“习总书记曾说过要把科研成果写在祖国大地上，实际上就是要做好科研成果的应用转化。”因此，他将福纳康作为中科院化学所富勒烯研究成果转化的窗口，旨在打通产学研的通道，助推富勒烯生物医药应用的落地。
03
做材料要先做好市场应用
目前，我国在富勒烯的基础研究和产业化等方面都走在了国际前列。其中，王春儒团队在推动我国富勒烯的快速发展中，起着不可替代的作用。
从2002年回到中科院化学所成立富勒烯实验室开始，王春儒团队已经独立开展富勒烯研究18年，对富勒烯的结构特性、生物特性等尤为熟悉。如今，王春儒团队中的博士接近20位、副教授和助理教授近10位，科研力量强大。
此外，王春儒非常关注富勒烯的市场应用。“材料的生命力在于应用！一个材料如果没有开发出应用场景，永远都不会得到广泛关注和推广，尤其是对新材料而言。”
“新材料”，意味着材料的用途开发还存在诸多潜能，只有把后端的应用打开了，前端的材料市场才能打开。倘若大家都集中做新材料生产，忽视后端应用，自然就没有市场、没有销路，新材料也就没有生命力。
富勒烯作为一种超级纳米材料，在能源、化工、医疗和基础材料等方面具有非常广阔的前景。王春儒认为，富勒烯除了在生物医药领域将会大放异彩外，在微电子、分子器件等领域，也会有非常好的应用。
如今，微电子朝着小尺寸发展，但很多材料到纳米尺寸就不稳定，而富勒烯在纳米尺度是最稳定的材料之一，并且具有很好的半导体特征，未来或许有望在微电子领域实现大规模应用。
目前，富勒烯在化妆品领域的应用最为成熟。从2005年起，日本已经出现富勒烯化妆品。我国第一款富勒烯概念护肤品，则在2014年出现在国家食药品总局化妆品备案名录中。至2017年底，国产护肤品产品名称中含有“富勒烯”信息的护肤品总数达到349款。
近年来，富勒烯作为品质优异的材料，逐渐被市场认知，资本也开始争相涌入富勒烯的红海纷争。王春儒认为，富勒烯具有高品质特性，希望从业者好好维护这一先进材料。例如有些人把纯度不够的富勒烯引入市场，虽然成本降低，但将会给富勒烯的产业化带来难以挽救的损害。
“我希望大家对富勒烯要像对待美丽的公主一样，维护她崇高的地位。一定要把高质量、高纯度的富勒烯用在高附加值的领域，这样才能把富勒烯用好。”
王春儒，中科院化学所研究员，博士生导师，中科院百人计划、杰出青年基金获得者，科技部纳米重大研究计划首席科学家,第二批国家“万人计划”科技创业领军人才，北京大学深圳研究院特聘教授、大连理工大学、内蒙古大学客座教授，现任中国科学院分子纳米结构与纳米技术重点实验室副主任。主要研究方向为富勒烯和金属富勒烯的制备、表征，以及纳米药物的研制，近年来在包括Nature，Science, Nature Commun., JACS, Adv. Mater.等杂志上发表文章200 多篇，申请发明专利150余项。